虽然公务体系给人效率低落的刻板印象，但由于薪资优渥、环境稳定，不少华人家长把第二代送至澳洲念书时，均希望孩子能进入公务体系，使坎培拉近年来出现许多年轻华人公务员，30岁的澳洲教育部公务员郑淑如就是一例。出生彰化的她，父母经营螺丝工厂，小学五年级因远亲移民到澳洲小镇奥兰芝（Orange），她第一次和父母到澳洲旅游时，就爱上澳洲，于是向父母要求，小六毕业就只身前往。

她第一站到奥兰芝这个人口不到4万的小镇，鲜少有华人面孔，“一开始有被排挤，但那时候也听不懂，所以就算了，”郑淑如总是强忍泪水，半夜仰望星空，期待和父母两天一次的通话。

幸好，当地政府移民局派了语言家教辅导，经过两、三年后，郑淑如的语言程度扶摇直上，不只交到知心好友，九年级时还打败一票金发碧眼的同学，得到全校英文文学奖。

2008年，郑淑如考上澳洲国立大学，从奥兰芝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，带著生活用品，来到坎培拉。原以为从此一帆风顺，但同在澳洲求学的弟弟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，并于2011年病逝。懂事的她申请休学回台一年，陪父母度过这段最心痛的时光。

顶著国外双学士学历 薪资却不如预期

2012年毕业后，郑淑如想多陪陪父母，回到彰化求职，进入元成工业，负责外销订单。令她意外的是，顶著澳洲国立大学经济学与亚太研究双学士的她，起薪仅2万3000元。

“那个工作环境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，”郑淑如犹记，不仅薪资比预期低，在澳洲所学也派不上用场。但母亲要她放低身段，“去学经验，什么都不要考虑”，才让她撑了一年半，直到她被澳洲公务体系每年招募大学新鲜人的储备干部计划录取，前往澳洲教育部任职，才回到坎培拉就职。

进入公务体系后，郑淑如接连负责技职教育与教育政策研究，和喜欢国际交流的她志趣不符。有一天，她发现部内征求国际教育人才，她立刻递履历，并顺利录取，负责中国组业务。

随著生活与工作愈来愈稳定，她和在坎培拉医院（The Canberra Hospital）担任医师的黑建士（James Heffernan）于2014年结婚。

即便中文是她的母语，但她在工作上仍恪遵分际。黑建士回想，有一次郑淑如的主管临时带她参加晚宴，与会的中国教育部主管看到她，马上用中文攀谈。

但郑淑如依然冷静以英文回应。她事后解释，为了让主管放心，必须说主管听得懂的语言。正因为这份细心，使她深得主管信赖，进入教育部近五年，职级已从APS3升至APS6，薪水也从双周薪1600澳元（约台币3万3863元）升至2500澳元（约台币5万2911元），涨幅达56.25％。

“现在的生活很满足，”对郑淑如而言，坎培拉不只是求学、工作的地方，更是落地生根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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